四川甘孜州一男子无证醉驾致1死3伤被刑拘

中新网1月20日电 据甘孜州公安局海螺沟景区直属分局官方微博消息,15日在燕子沟镇发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,致1死3伤,肇事司机驾车逃逸,当晚肇事嫌疑人投案自首。经检测肇事司机为醉驾,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,警方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,并依法于17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。

海螺沟景区公安分局通报称,15日晚22时38分许,海螺沟景区公安分局接报称在燕子沟镇发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,有人员伤亡,肇事司机驾车逃逸。

总之,无数事实告诉我们,决策过程能否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,是事关生存还是毁灭、繁荣还是衰败的问题。新冠肺炎防控的决策过程,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。

最后,降低决策层级也是有效的做法。从信息源到决策权之间的链条越短,信息被扭曲的可能性就越低。许多决策者对层级更低的信息敏感度不够,他们认为,“下面”即便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影响全局。但是,蝴蝶效应的存在就否定了这种想法。分散决策,有可能防止蝴蝶效应对一个高度复杂系统构成的威胁。“让听到炮声的军官们来做决策”,说的就是这个逻辑。

美国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应当主要由自己负责,即通过自己来购买商业保险(像养老保险)或参加职工保险,自己缴纳有关费用,在必要的时候接受健康权的保障,政府只是在必要时为那些无力投保的公民予以帮助。这样一来,不仅可以促进社会保险业的发展,也减轻政府的压力。

其次,决策仅仅借助系统内部信息是不够的,而是要充分借助分散在外部的各种公开信息。在系统外部,人们由于没有直接嵌入利益网络中,反而更可能发布和传播真实信息。

美国建立了自护型住宅和老年养生社区,这些社区多为综合性养老社区,以老年人为主,各种基础设施完备,强调老年人幸福、提高生活质量。在社区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老年人的衣食住行予以照顾,确保其健康权得到合理保障,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社区养老模式。

用高质量信息保证高质量决策

这样,如果一切波澜不惊,那大家依然可以岁月静好。但一旦遭遇真正的严重问题,惯常的这种信息处理方式,就可能引发决策危机甚至是严重危机。

一个常见的现象是,许多系统倾向于屏蔽掉“坏消息”,因为坏消息不仅听上去不太悦耳,而且容易让人对现状、战略、前景甚至是领导力产生质疑。这当然是不受系统欢迎的。古代“花剌子模信使”的传说所描述的,就是一种偏爱好消息的组织文化。这种文化尽管有一定风险,但只要整个局面没有崩坏,在很多系统内都是容易蒙混过关的。反之,如果披露真实信息的个人成本太高,个人几乎就不会选择传递真实信息了。

任何系统要想得以发展,都离不开正确的决策。我们很多时候强调执行,但只有在决策对的时候,执行才有意义。按照管理学家彼得·德鲁克的看法,执行要解决的是“把事情做正确”,而决策才关乎是否在“做正确的事情”。

另外,英国自19世纪开始就制定并颁布了多部关于健康的法律,例如《医疗救助法》《公共健康法》《住房法令》等,这些法令不仅有利于解决社会公共卫生问题,对于国民自身(尤其是老年人)的健康权维护来说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凭借这些措施,英国成功地解决了“后工业化”带来的老龄化问题,缓解了社会矛盾。

丹麦主要采用“原宅养老”制度,即老年人并不离开自己曾经居住过的住宅和社区,通过政府实行弹性退休政策(60~67岁的老人由政府用养老金补贴工资收入,年满67岁公民则可以领取政府养老金)。在住房政策上,由政府修建、管理老人住宅,并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和家庭服务。这项制度可以有效缓解以前单一由政府提供一切健康权保障的义务,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较为公平的分配。

现成的例子就是发生在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,多家医院的医生凭借自己专业的敏感,已经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人,但无论他们是向相关部门传达这样的信息,还是通过互联网发出信息提醒别人,都被警告和制止。这种对所谓“坏消息”的屏蔽所导致的决策偏差,最终酿成的是灾难性后果。

面对系统获取有效信息的难题,首要问题是在系统内部鼓励真实信息的披露、获取和传递。但这绝不是简单地号召大家努力讲真话那么表面化。这既需要改变奖励好消息和惩罚坏消息的文化,还需要为那些发出和传递真实信息的人提供正向激励而非惩罚。

构建老年社会福利制度

对任何组织来说,决策通常都是由少数人做出的。而决定关键信息能否从系统内外各个角落汇集到做出决策的议事厅、会议室或者决策者的办公桌上的,就是内部因素。问题是,系统在收集、处理和传递信息上往往不是中性的,会屏蔽某些信息,而鼓励另一些信息的传递。这种选择性,就容易导致决策出现偏差。

接报后,分局迅速组织警力到达现场处置。22时55分,肇事嫌疑人邱某某投案自首,公安机关随即将其带回分局调查。经查:当天晚上10时25分左右,邱某某驾车途经南门关一组榆磨路69KM+600cm处时,将在路边上行走的李某某、吉某某、蔡某某、张某某四人撞伤,造成李某某在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,吉某某重伤,蔡某某、张某某两人轻伤。

案发后,海螺沟景区交警大队依法对肇事嫌疑人邱某某(男,25岁,泸定县燕子沟镇人)进行了酒精测试和毒驾检测,经检测肇事司机邱某某为醉驾,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,大队以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,并依法于1月17日对其采取了刑事拘留。目前,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日本还修改了《老年人就业稳定法》,积极保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。对于那些虽然退休,但身体素质尚且硬朗的老年人来说,若他们乐意继续工作的,该法规定“日本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仍有工作意愿的员工至65岁”。该项法律利用老年劳动者毕生积累的经验,使他们老有所为,保持身心健康,有效缓解了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。

日本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,专门制定了有关政策法规,例如“全民运动健康计划”“健康日本”等,旨在提高国民的健康意识,关注老年人健康权。

发于2020.3.9总第93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英国对于国民健康权的保障主要通过实施健康保险和健康救助(济贫医院)的方式来实现。在健康保险上,采取强制缴纳为主、自愿为辅的原则,对于适格的人群都予以健康保险的保障。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参加健康保险的人(多数是贫穷的老年人),健康救助(济贫医院)则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日本创设了多种新的保险制度,像“护理保险制度”“介护保险制度”等,护理保险制度要求“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,使用者负担其护理服务总费用的10%”。介护保险制度,是老人通过介护保险来支付介护服务的费用,获得专业的护理人员陪伴、帮助老人,让老人可完成自我照顾。通过这些新的保险制度来完善旧保险制度的不足,同时针对老龄化过程中的特殊问题予以现实且有效的解决。

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强制储蓄为特征,主要覆盖工薪劳动者阶层,而中央公积金制度之外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更值得关注。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:其一,“工作至上”的社会保障理念,当健康的低收入老年人在公积金不足、生活贫困时,政府首先提供就业岗位,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现状。其二,公共救助制度是最后一道安全网,占国家公共支出的比重不大,避免出现“养懒汉”的情况。其三,强调家庭责任,社会保障计划中多数涉及家庭中的三代人,政府通过税收、现金奖励、法律等因素鼓励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和照护。其四,强调个体和各类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,鼓励老年人健康服务的志愿者和团体开展社会服务。

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全球趋势,各国都在国家政策层面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,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将健康权明确写入宪法,积极完善相关立法,调整鼓励老年人有条件延迟退休等政策。美国的“老年养生社区”、日本的“介护保险”和“护理保险”、丹麦的“原宅养老”模式以及新加坡的老年社会福利制度等,也已成为有效的、可资借鉴的制度模式。

影响决策的因素有很多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决策赖以做出的信息。无论对国家治理,还是对组织管理,信息质量往往决定决策质量的高低。问题是,如何才能获得正确决策所需的信息?最容易令人想到的是影响信息获取的外部原因,比如科技发展水平、事物的复杂性、突发事件的随机性等。而实际上,影响有效信息获取的,除了技术原因,还有内部的组织原因。